中国企业观察（2021）：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如何打“通关”（上）
导言：如何让“政策红利”更有效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广大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脆弱性强，极易受到危机冲击、市场波动、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据公开报道，相当比例的中小微企业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抗击疫情冲击，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中小企业是应受到重点关注的群体。
2021年11月22日，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从九个方面提出明确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灵活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工具、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加强用电保障等，并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推进各项任务。
上述政策措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如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等，注重从政府角度直接为中小企业解忧排难，减轻企业负担；一类是在帮扶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政府、企业等各尽其能、协同发力，既有政府的角色，也离不开企业的行动，最终达到中小企业纾困的目的。
随后，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税降费，特别是帮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恢复发展。2021年12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从发展环境、政策支持、公共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2022年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实施规模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特殊困难行业纾困发展。
政邦智库近期一线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头等难题，是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过高。特别是很多轻资产的民营企业，往往缺少抵押物、担保资格或信用记录等必要条件，很难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而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等渠道高成本融资。与此同时，中小微企业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弱，一些大企业和政府部门往往拖欠应收账款，使它们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大。
从短期看，所有拯救企业的政策措施都必须快、准、狠地落实下去，要动用危机时期的管理办法，不能还像平常一样，在漫长的流程等待当中，企业被拖死。地方政府在落实减税降费举措时必须做到不打折扣、不玩花样、不找借口，并欢迎民众、企业、媒体和人大的监督执行。
从长期看，改善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是让中小微企业发展、让中国经济充满活力、让中国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在扶持小微企业的时候，除了直接的政策扶持之外，同时也不应该忘记“放管服”改革要求下的“制度环境”扶持，用更好的营商环境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小微企业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保护产权，还是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高层的政策定调和重申，更需要各级部门正心诚意地将国家政策的力度与温度落到实处、送到手中。
如果各行各业的民营企业，均能切实感受到一个健康、透明的政商关系，对自身现有的合法产权没有不受保护的担忧，对未来的壮大前景没有感受到“玻璃天花板”甚至“水泥天花板”的存在，那民营经济的活力创造力就不会受到束缚。
上篇：中小企业升级的六道“生死关口”
中小企业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如何控成本？部分地区停电限电，如何为中小企业保用电？中小企业面临用工难、用工贵，如何稳岗位？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款慢，如何防欠款？中小企业的物流成本高、产业链供应链不畅，如何扩需求？这些棘手问题刀刀切中了中小企业的命脉，如果不能有效破解，就会坐以待毙。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纾困解难需要真心实意和真金白银，使各级政府部门都能够关注和关心中小企业的问题，并拿出管用好用的政策措施。
第一关：原材料价格上涨，如何控成本
2021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因受国内能源双控、安全环保，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疫情、突发事件等影响，制造业企业原材料价格全面大幅度上涨。
在实地调研中，有企业采用多种方式来降低原材料涨价的影响。一是开诚布公与客户进行艰难的谈判沟通，最终取得海外客户的理解和支持，愿意接受承担相应的上涨成本。对利润率较低的订单要果断停掉，集中精力做优质客户的高附加值优质订单。二是通过预测市场趋势，采取期货方式来对冲这波原材料涨价。三是通过集中招标降低采购价格，增加合理的供应商数量以分散风险。此外，该企业还通过提前备货、抱团采购等，产业链各企业提前签订风险共担合同等方式进行应对。
如何应对以上困境？有关企业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对于政府来说，支持行业协会、大型企业搭建重点行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加强原材料保供对接服务。
通过调研分析原材料上涨与材料供应不足有关。
短期内可以利用国储资源和行政手段两只手调节市场价格，抑制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应加强大宗商品监测预警，强化市场供需调节，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果断地对原材料市场不合理涨价行为实施干预，尤其要重点跟踪控制原材料价格非正常上涨，约谈原材料企业负责人，找到原材料上涨的原因，协商处理稳定市场，保障内需的有效措施。本地原材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国内企业供应。建议大宗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由行业协会牵头与原料供应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以降低大宗采购零部件采购成本。
从中长期综合考虑，建议国家及时调整我国废钢、废铜、废铝、废纸等固废进口政策，鼓励环保设施先进的大型原料生产厂商增加进口和利用国外优质的再生资源，以国际再生资源平衡国内材料供求矛盾。鼓励制造企业大胆创新，寻找原有材料代替品，对创新突出、具有示范性企业通报表扬，奖励。
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方面是适当降低价格上涨较快商品的进口税率，另一方面是针对财政投资项目，完善原材料价格调整机制，由政府与企业合力分担主要材料价格上涨成本。
第二关：部分地区停电限电，如何保用电
全国范围的停电限电主要来自于供需两个方面影响。一是电力供给成本大幅提高。我国电力以火电为主，达到70%左右，随着煤炭价格上涨，煤电供给受到影响，从而使电力供应受到较大影响。二是电力需求也大幅提升。受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由于中国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不少订单涌入了中国，直接导致用电量大幅上升，多数省份用电量增长20%左右。
各地如何应对？
一是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限电，倒逼其产业升级。围绕能耗双控目标，对建筑、能源、钢铁、水泥、石化、交通等多个高能耗行业，开展限电控能耗举措，同时对年综合能耗5万吨以上企业开展专项节能监察行动，并通过降低生产线运行负荷、停运矿热炉限产等措施实行减产。
二是健全区域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扩大直供电交易范围，支持各类园区内的民营企业“打捆”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各地方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要精细组织有序用电，细化优化用电方案，避免拉闸限电涉及安全生产、民生和重要用户。电网公司要强化全网统一调度，需停电限电，要提前告知，引导企业单位避峰错峰用电。发电企业要增加供给，减少停机检修，确保用电高峰时段发电能力，同时统筹风光新能源顶峰出力。同时，制定应急预案，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长时间集中停电事件，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三是升级设备，利用清洁能源。可引入屋顶分布式光伏系统，自产清洁绿电，缓解限电对企业造成的影响。特别对于工业建筑行业，可安装光伏发电，采用光伏+厂房屋顶形式。
四是进一步完善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指标跨地区交易机制，总量指标不足、需新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等要求项目的省份，在确保完成能耗强度降低基本目标的情况下，可向能耗强度降低进展顺利、总量指标富余的省有偿购买总量指标。通过推进市场化的用能指标交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在经济增长与控制能耗二者之间的矛盾，为地方提供了更大的灵活用能空间。
第三关：用工难、用工贵，如何稳岗位
资料显示，2021年1—10月监测企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1.1%。同时，36.7%的企业有招工需求，其中反映招到90%以上的企业占31.6%；反映招到50%—90%的企业占28.1%；反映招不到25%的企业占29.7%，和前两年平均水平上升10%左右。总体看，用工难现象较为明显。
主要是供需方面原因。一是疫情原因导致工人输出大省河南、四川等地区人员流通不畅，而且出远门找工作的意愿普遍减弱。同时人才就业观念守旧，不爱私企爱国企、宁可到大厂当“螺丝钉”不到小企业独当一面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二是疫情导致企业利润缩减，用工成本上节约，低于薪酬预期，从而导致从业人员的就业意愿降低。
如何应对？
一是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按年综合调休、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减员。
二是政府制定落实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针对各类不同企业，提升裁员率标准。制定人才保障政策，强化当地基础设施配套，增强外地技术工人在本地归属感。
三是推动各级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发布实时有效的岗位信息，加强用工供需信息对接。
第四关：应收账款回款慢，如何防欠款
2020年9月1日，《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运用法律手段开展清欠工作的开始。这从根本上消除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症结，有效解决了历史存量欠款和预防新增欠款的问题。
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对《条例》等长效机制认识不够，部分地区和单位新增逾期拖欠甚至边清边欠，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违规拖欠的问题；清欠工作中还存在“三角债”、涉诉债、债权人失联等复杂情况，以及债务人亏损和包袱重、股权结构复杂等现实困难。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主体之间的欠款问题也值得关注，不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不大重视合同签订前的风险防范，加上董事会合同审批制度和法律顾问把关制度的缺失，从而导致纠纷增多；另一方面，很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面对欠款纠纷，通常将“私下协商”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但这种方式多不受法律保护，最终拖欠主体演变成“老赖”的角色。
如何应对？
一是继续加大《条例》宣贯解读力度。通过组织《条例》宣贯培训会等方式，依法依规预防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也为推动各类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知法懂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缓解资金困境，提振信心。
二是根据拖欠成因分类施策。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严禁未批先建、先开工后立项以及要求企业垫资建设，推动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及时支付采购中小企业货物、工程、服务的账款，从源头预防和化解拖欠问题。在此基础上，要注重拖欠款项的成因分析，根据案情分类施策，对不同情形采取不同清偿手段。对存在财政困难的市县，省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统筹制定解决方案；对超概算项目、因政策原因关停引发的拖欠、属于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等情形，采取不同的清偿手段。还要做好政策落实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的分析评估，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避免因政策原因引发新的拖欠。
三是推进市场化手段化解拖欠问题。加强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的投诉办理，细化清欠台账管理，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加大供应链票据平合推广力度，支持中小企业通过供应链票据贴现、标准化票据等多渠道融资。鼓励核心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确权，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对接，降低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成本，提高效率。
四是中小企业的合同管理要规范。合同签订要规范、合同履行监控要规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固定并保存合同履行证据，对于已经完成的事项或交付的标的物，要有相应的签收和确认证据。
第五关：物流成本高、产业链供应链不畅，如何扩需求
当前对于中小企业，存在订单不足和物流成本较高等问题。受疫情影响，各国都倾向于采取封闭自保的策略，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等国际局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品外部需求；我国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预防性储蓄增加等因素抑制了消费回暖势头，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落入临界值以下。
调查显示，反映当前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困难为缺少订单的企业占44.9%，其中反映国内市场订单增加的企业占11.5%，反映订单减少的企业近占30%。此外，当前制造业企业物流成本普遍大幅度上升：受访企业普遍反映，与2020年同期相比物流成本上升的占受访企业95.8%，其中，物流成本上升幅度在10%以下的占39.4%；上升幅度在10-20%的占39.4%；上升幅度在30-40%的占9.8%；上升幅度在40-50%的占1.4%；物流成本上升升幅50%以上的占8.4%。
如何解决？
一是保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安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把工业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中小企业密集的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医药制造、有色金属加工等产业，逐行业摸排梳理产业链供应链鱼骨图，厘清行业发展风险点，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水平。组织开展供需对接活动，促进大型企业扩大向中小企业采购规模，用市场化办法引导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协调解决供应链断点堵点问题。
二是切实扩大内需，全面促进消费。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继续放开中小企业市场准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项目建设。另一方面，营造高品质消费空间，培育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参与式、体验式、个性化定制等消费模式和业态，增加文化艺术、康养休闲、旅游等绿色消费供给，开发音乐演艺、体育运动等特色化、品质化消费产品。提升智能产品和数字内容服务供给，促进数字化消费。完善“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美丽经济。高水平建设国际性消费集聚区，集聚发展高端消费。丰富夜间经济、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消费新场景。建立现代流通体系，积极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推动农村消费扩容提质，引导城市消费下乡。鼓励带薪休假、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促进节假日消费。
三是减低物流运输成本。对企业物流运输给予适当的补助和优惠，例如减少部分路段过路费。大力推行铁路、江运干线等低能耗运输方式，减少高能耗公路运输比例，提供激励性政策补贴支持。加大对物流运输行业的补助和优惠力度，比如：减少农用化肥过路费的收取。
从根本看，上述原材料价格上涨、订单不足、用工难用工贵、应收账款回款慢、物流成本高等影响，均为外部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上还是自身问题，特别是能否做到“专精特新”，如果做到，其抵抗外部冲击能力就会大幅增强。
2021年1至10月，659家监测“专精特新”企业营业收入856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部监测企业9个百分点；利润增长38.4%，高于监测企业16.1个百分点；利润率8.3%，高于监测企业1.3个百分点。然而不少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环境欠佳。调查显示：反映无研发经费支出的企业占42.6%，2021年以来研发经费支出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22.5%。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20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报告》显示，36个参评城市整体创新环境平均得分为0.4014，远低于法治环境（0.7030）、政策环境（0.5934）和市场环境（0.4951）得分。
因此，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优化城市创新环境。
一是强化“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持续加大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领航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企业培育力度，强化分类指导和分级培育，对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的顶层设计更加细化，按照企业发展规律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领航企业的梯次培育体系、标准体系和评价机制。梳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人才和战略管理需求，整合各类优质资源，强化对其服务。办好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活动，立足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等平台，为中小企业搭建产品、技术展示交流平台，助力拓展国内外市场。
二是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提升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继续完善并激励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等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持续加大企业研发的财税优惠力度，对企业研发环节提供给予更多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内生动力。
三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机制，加大部门间协调联动力度，力求出台的政策切合实际、针对性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机制，大力推进网上办事、在线办照、不见面审批事项改革。强化反垄断执法。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当前外部环境充满风险挑战，受此影响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加大、经营困难加剧。但应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有各级政府精准施策，做好服务，各企业苦练内功，强化管理，走“专精特新”之路，就可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第六关：如何从要素资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受益
2022年1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提出：推广“信易贷”模式，用好供应链票据平台、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与中小微企业需求相匹配的信用产品。探索建立中小企业坏账快速核销制度。
在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方面，该通知也明确：支持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创新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方式。支持将职务科技成果通过许可方式授权中小微企业使用。
此前国务院提出的九项举措，主要是纾困帮扶，要真正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施力。
首先，加快要素资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大宗商品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非市场性因素。
我国在成品油、电力等方面的价格上涨问题，既与疫情在全球扩散下的供给冲击有关，同时也与国内当前要素资源市场的行政式垄断不无关系。在大宗商品领域，垄断带来的低效，一直困惑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如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和商业用电价格，长期以来要高于国际水平，即便如此，炼油厂等还不时出现亏损，需要政府补贴。
最近原材料价格在国内PPI上能顺利传导，而PPI向CPI传导不畅，很大程度上就与大宗商品等的垄断供给不无关系。
因此，加快要素资源的市场化改革，适度实行开放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让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将从根源上根除要素资源价格的体制性机制性助涨现象，促进产业生态链的健康和安全。
其次，为不动产价格的理性回归营造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此前国内出现的全面性成本上行现象，以及经济出现了类滞胀苗头等，追根溯源是不动产价格的泡沫化问题。不动产是最基础的生产要素之一，其直接影响着其他要素资源的价格走势。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出现了双顺差与汇率有序升值、通胀相对稳定的“金发女郎”经济特征，很多人认为巴萨效应在中国失效了。十多年的实践显示，并非是巴萨效应在中国失效了，而是出现了巴萨效应的转移和反馈现象，近年来我国房价的井喷式上涨，根本上是由于我国国内的购买力结构，导致居民不动产市场与消费品市场出现了一冷一热现象，有效购买力推高房价泡沫，导致巴萨效应在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在居民不动产市场，而非消费市场。
但是，由于土地等不动产是最基础的要素资源之一，其价格无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冲销掉的泡沫部分，最终会固化为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反馈成引发经济类滞胀的因素，当前出现的类滞胀风险，其实就是不动产价格泡沫的滞后型反馈现象。
为此，推动不动产价格的理性回归，是缓解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和经济类滞胀的根源性举措，因为不动产价格泡沫继续坚挺，企业的运营成本乃至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就很难真正降下来，在全要素生产率不及预期下，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就会下降，投资风险上扬，货币市场利率与真实资金使用成本就会持续出现剪刀差，信用紧缩就会成为常态。
再次，理顺中央地方财事权职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随着营改增等税制改革的推进，土地出让金征缴归属税务部门等，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出现了新的变化，地方政府目前缺乏一个独立稳定的税种维持其财政的稳定性。
这种财权事权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政府间的激励约束机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房改以来，政府间营造了一个中央总揽全局，各地争鲜斗艳的激励约束机制，因为地方独立支配土地出让金收益，激励地方政府快速发展经济，提高土地租金，从而形成了做大蛋糕的中央地方利益共同体。当前的税制结构，使得地方在做大经济蛋糕上的积极性呈边际递减态势，可能的原因是激励效应问题。
为此，继续对地方政府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应该加快推进房地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独立的税种，如此的好处是房地产税内含着地租的增值收益，即唯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地租才会真实上涨，房地产税才能水涨船高，从而对地方政府具有了潜在的正向激励效应；同时，对中央政府而言，引导地方政府在经济上更加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治理上更加重视探索现代政府治理体系，那么经济就可以驶向高质量增长，实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政府治理结构的全面升级。
总之，当前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需要真金白银的纾困帮扶，但要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则需要的是各领域改革的真枪荷弹。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中国企业观察（2021）：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如何打“通关”（中）》。